（本論文發表於「2009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」）

摘要

數位匯流的發展下，由產業水平層級的分工，將通訊傳播「內容」與「平台」區分開來，兩者的管制基礎、目標、價值觀均截然不同。在產業去管制、自由化的潮流中，內容層面的管制反而需要重新審視再管制的適當性。「內容」與科技、產業變動的關連性低，卻與社會價值觀念一貫的關連性高。如人性尊嚴與心智未成熟者的保護，不因科技或平台的變革而有不同；相對的，言論自由的保障、弱勢族群媒體近用的增進，也應檢視其社會目標，補充一般法律規範不足。

各種平台依性質，對傳播內容應受管制責任，有高低差異。新興的媒體服務，自律機制比政府管制更有效達成管制目的，並兼顧創新發展。本研究從傳統內容管制的基礎出發，參酌歐盟2007年之視聽影音多媒體指令以及層級模式分析通訊傳播平台的特性，提出細分化的原則，探討不同平台受管制密度的差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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